对于三阴性乳腺癌，无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-2抑制剂，还是杀伤型T淋巴细胞表面的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受体PD-1或程序性死亡配体PD-L1抑制剂，单药疗效都不理想，客观缓解率仅5.2%～18.5%。临床前研究表明，VEGFR-2抑制剂通过对肿瘤微环境重新编程，有助于乳腺癌对PD-1或PD-L1抑制剂敏感。年5月，国际癌症免疫治疗学会《癌症免疫治疗杂志》发表的二期临床研究初步结果表明，中国恒瑞原研PD-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＋VEGFR-2抑制剂阿帕替尼连续给药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客观缓解率达43.3%，尤其治疗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比例10%与≤10%相比，客观缓解率更高。前情提要：中国晚期三阴性乳腺癌双靶治疗新方案
年4月，施普林格自然旗下《乳腺癌研究与治疗》正式发表中医院刘洁琼、李颖、李倩、刘强、北京臻和梁丹丹、中国恒瑞王泉人等学者的二期临床研究再次分析报告，进一步探讨了卡瑞利珠单抗＋阿帕替尼对中国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疗效的潜在生物标志。
SHR--APTN-IIT-TNBC(NCT):APhaseII,Open-labeled,Randomised,Non-
该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对乳腺癌标本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、杀伤型T淋巴细胞、PD-1和PD-L1表达水平进行测定，通过多重磁珠免疫法或流式细胞仪对血液样本的59种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、生长因子或免疫检查点相关蛋白、血液免疫细胞亚群进行测定，对这些生物标志与临床结局（包括客观缓解率、无进展生存、总生存）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。
结果，其中28例患者的乳腺癌活检标本和血液样本满足分析条件。
治疗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比例10%与≤10%相比，无进展生存显著较长（P=0.）。
治疗时杀伤型T淋巴细胞增加15%与≤15%相比，客观缓解率显著较高（P=0.）。
缓解者与未缓解者相比，治疗前血液样本：
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显著较低（P=0.）
白细胞介素IL-8显著较低（P=0.）
治疗前血液样本HGF较低者与较高者相比：
无进展生存显著较长（P0.0）
总生存时间显著较长（P0.0）
治疗前血液样本IL-8较低者与较高者相比：
无进展生存显著较长（P0.0）
总生存时间显著较长（P=0.）
缓解者与未缓解者相比，治疗时血液样本：
IL-8显著降低（P=0.）
TIM-3显著降低（P=0.）
CD显著升高（P=0.）
缓解者与未缓解者相比，治疗前血液样本：
杀伤型T淋巴细胞比例显著较高（P=0.）
B淋巴细胞比例显著较高（P=0.）
因此，该小样本二期临床研究再次分析结果表明，可预测卡瑞利珠单抗＋阿帕替尼对中国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疗效的潜在生物标志包括：治疗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比例较高、治疗时肿瘤浸润杀伤型T淋巴细胞增加较多、治疗前血液HGF或IL-8较低、治疗时血液IL-8或TIM-3降低或CD升高、治疗前血液杀伤型T淋巴细胞或B细胞比例较高，故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三期临床研究进行验证。
BreastCancerResTreat.Apr;(3):-.
Biomarkersofresponsetocamrelizumab